案情简介

原告：李先生

被告：王先生、马女士

被告律师：马赛男律师  张健律师（实习）

 

王先生和马女士原系夫妻，育有一子，双方于2017年结束了长达21年的婚姻。在婚姻存续期间，双方曾经共同经营公司并有大量负债。离婚时，因王先生存在婚内出轨行为且应诉不当，法院没有处理公司经营负债，并将70%的夫妻共同财产判给女方。债权人得知判决结果后，以民间借贷纠纷将王先生和马女士诉至法院，要求两人共同偿还债务。

 

2008年，王先生婚内分别出资300万元、398万元，设立了北京A公司和天津B公司，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王先生。其中，北京A公司的股东为王先生和马女士，马女士兼任公司财务。天津B公司的股东原为王先生和第三人郑女士，后郑女士退股。2014年至2015年间，因公司资金周转困难，王先生前后三次向李先生借款，每次借款数额均为50万元，年利息分别为20%、15%和18%。除已归还的部分利息，目前三笔借款累计的未归还利息超过100万元。

 

2016年左右，马女士以离婚纠纷将王先生诉至法院，请求离婚，并称王先生自2001年起与第三人郑女士长期非法同居，要求多分夫妻共同财产。王先生同意离婚，但是不承认存在婚姻过错，同时要求马女士承担经营负债。后经两级法院审理，法院认定王先生在婚姻中没有完全履行夫妻忠实义务，对夫妻感情破裂负有一定过错。最终，法院于2017判决双方离婚，并根据保护妇女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，由马女士分得70%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北京A公司经营所负之债需另行主张。

 

2017年4月，李先生将王先生、马女士以民间借贷纠纷诉至法院，要求二被告偿还欠款及相应利息。2018年1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夫妻债务认定的新司法解释，为避免不知情配偶无辜背负巨额债务,加重了举债方和债权的举证责任。此时，该案一审依然没有审结，新司法解释的出台导致诉讼形势对王先生极为不利。2018年7月，在法院即将一审宣判前，王先生找到我们，委托我们介入该案。

 

办案经过

接受委托后，我们第一时间找到法官，成功申请延长15天举证时间，并向法院申请调查银行流水情况，摸清举债的具体流向，并与王先生共同梳理举债时间、支付方式、资金流向、具体用途以及马女士是否从这些债务中获益，结合现有的证据，我们基本可以推出该债务为夫妻共同经营之债，但是如何说服法官是一个难题。由于本案已经开过庭，因王先生存在婚外情且举证不力，法官怀疑债务并未用于家庭生活，因此当庭质疑王先生：“谁知道你的钱用在哪了？”法官可能不再开庭，依据现有证据直接宣判这些债务为王先生个人债务。

 

为此，我们向主审法官提交了代理意见，强调本案审理期间新旧法律更迭，举债人举证责任发生颠覆性改变，请求法院再次开庭审查全案，采纳我方新提交的证据，指出债务系双方经营负债，且部分负债用于家庭生活，马女士亦从债务中获益，应当承担偿还责任。在我们的努力争取下，法院再次组织开庭，我们完整举证马女士参与公司经营并从债务中受益的事实，这笔债务最终被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。

 

案件结果

本案经判决结案，被告王先生、马女士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先生借款本金150万元并支付利息。

 

家理律说

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，由于审理时间过长，夫妻债务认定的法律发生重大变化，新法极大加重了举债人及债权人的举证责任，诉讼形势对我方极为不利。对于中途介入本案的律师，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收集、整理证据，说服法官给予我们更多时间和机会去调查取证、陈述意见。具体到办案过程中，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重要的法律问题，一是一方大额举债，另一方在何种情况下需要承担共同偿还责任；二是以公司名义举债，股东在何种情况下需要承担偿还责任？

 

第一，一方大额举债，债权人和举债人需要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共同经营。本案一审期间经历了夫妻债务认定法律的颠覆性改变，举证责任分配发生了巨大改变，加重了举债人和债权人的举证责任。

 

在2018年1月新司法解释出台前，夫妻债务认定应按照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》第24条的规定，一方对外大额举债，非举债方配偶应承担主要证明责任：一是可以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（举债方）已经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；二是可以举证证明夫妻采取约定财产制，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。在24条的法律框架内，举证责任应由非举债方来完成。2018年新司法解释出台后，举证责任发生了颠覆性改变。一方大额举债，债务金额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，如需要另一方共同承担偿还责任，债权人应该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、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。

 

由此可知，新旧法律对夫妻债务认定发生了重大变化。王先生原本无需承担主要举证责任，但是新法出台以后需要承担全部举证责任。对于前夫王先生欠李先生的债务，马女士当庭表示不知情、不追认和不承担，王先生需要证明该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。我们经过梳理证据后，发现马女士自2009年开始负责北京A公司的财务工作，其名下三张银行卡用于发放工人工资、周转公司资金，并通过其本人账户向债权人指定的收款账户汇款，其交易用途备注为“还款”，说明其对债务知情。此外，马女士曾在离婚诉讼庭审中承认北京A公司系双方共同经营，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现在在民间借贷纠纷里需要承担债务时却否认是共同经营，显然很难自圆其说。因此，马女士对债务知情，且参与了共同经营。

 

第二，以公司名义举债，但是家庭资产和企业资产混同，股东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。在庭审中，因马女士没有参与共同经营的说法被证伪，马女士又提出这些债务是公司债务，不是个人债务，应该由公司偿还。按照《公司法》的规定，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，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。对于王先生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王先生和马女士作为公司的两位股东，原则上只需要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。但是，如果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，逃避债务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，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 

在本案中，女方曾经在离婚诉讼中要求分割公司名下的车辆，男方辩称车辆系公司财产，不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但法院最终认为：“涉案车辆是双方夫妻存续期间取得，均登记在男方名下。即使车辆是北京A公司出资购买，但因北京A公司仅有王先生和马女士两名股东，王先生并无证据证明北京A公司财产独立于其夫妻财产，故涉案车辆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。”从离婚诉讼判决书里可以确定，王先生、马女士多次挪用公司财产，用于偿还家中的房贷、车贷，公司财产周转不开时，又挪用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填补，夫妻共同财产与公司财产发生严重混同，因此需要共同偿还公司债务。

 

案外说案

夫妻一方举债，另一方需不需要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，这涉及到如何平衡非举债方配偶和债权人的利益。

 

在2018年新司法解释出台以前，我国是按照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》第24条（简称“婚姻法24条”），来认定一方举债究竟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，对非举债方配偶的举证要求非常高，一般很难完成，因此绝大多数债务均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。彼时，社会上出现很多“婚姻法24条”受害者，配偶背着他们在外大额举债，他们没有享受到这些债务带来的利益，但在离婚时却需要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，导致这些受害者在离婚后被债主骚扰追债，生活陷入困顿，极其无辜。

 

但是在“婚姻法24条”以前，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举债人大额负债用于家庭生活，后无力偿债时，为了保住家庭资产选择离婚，并将大部分财产甚至全部财产都给非举债方配偶，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。为了保护交易安全，我国推出了“婚姻法24条”，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非举债方配偶。

 

2018年新司法解释出台，再次将一方大额举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和举债人，更加注重保护非举债方的利益。但是，举债人和债权人的利益也应该受到平等的保护。本案即是一例，非举债方享受了债务的利益，理应承担偿还债务的义务。